选择在“书镜”中生活并不是像某些人假想的那样，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逃避或对生活缺陷的幻想性补偿，这种态度其实暗含了一种特殊的勇气，因为它需要那种能将世界本身当作虚构的智慧和不断解释这种虚构的耐心。
在作家的生活和他的写作之间建立某种联系是件颇具风险的事，由于从传记的角度对作品的生成加以猜测的诱惑力相当巨大，一个人或多姿多彩或平庸乏味的一生往往会被过度阐释为他作品的一连串粗糙的心理学脚注。《博尔赫斯——书镜中人》一书的作者显然深知其中的谬误，尤其在面对博尔赫斯这样一个纯粹生活在文学当中的作家时。在前言中他审慎地声称自己有限度的目标是为读者提供一幅既坦率又准确的画像，并澄清作家生活中的一些不明之处。
或许对传记作品期待过多的读者不满足于对作家生平细节的滔滔缕述。虽然“小乔治”的家族历史、童年经验以及成年后与若干女性的微妙纠葛，乃至出名后频繁的文学活动都不无吸引人之处，但与其迷宫般的叙事诡计和世界性的声誉相比，博尔赫斯的一生似乎过于平淡了，从一个腼腆微胖的文学青年到一个深陷于玄想的失明的老人，除了日久年深的智慧和炉火纯青的技艺，一切都似乎乏善可陈。作者似乎也曾尝试通过其生活解释博尔赫斯创作的隐秘冲动，比如他从童年起对镜子的特殊经验与他对虚构的迷恋，他性生活方面的无能与作品中爱情主题的匮乏，他的图书馆员生涯与百科全书式写作等等。但总体上说这些尝试是零碎、不连贯的，甚至还有些不太情愿。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博尔赫斯的写作与他的生活完全脱节，缺乏关联呢？这种提问涉及到了20世纪文学经验中某种特殊的“范式”转化。本世纪一些作家与他们塑造的文学形象一样，其本人也是某种有缺陷的人物，这使得旨在揭示人类生存处境及心灵奥秘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解读颇费心机，卡夫卡就是这方面的代表。父权的压抑、生存的荒谬等主题连接了他的现实生活和艺术实践。值得探讨的是，在与卡夫卡在人格类型、生存经验等方面颇有几分相似的博尔赫斯面前，上述这些解读总是很难奏效。人们于是往往将“虚构”当作他作品的本质，其最大的魅力就是来自对已知现实的不断废黜。这种解读虽然十分准确，但同时又十分空洞，因为它还是没有说明博尔赫斯完成了何种“虚构”。
其实，博尔赫斯并非对具体的生活世界无动于衷，布宜诺斯艾利斯、高乔人、家族历史、男性暴力等等都是他持续不断的叙述对象。与他人不同的是，他的写作与生活的关系不是对应性的，反之，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以否定性为前提的，他不断将具体的事件、场景引入某种抽象范畴。他不是以历史的、情感的态度介入现实的，而是将现实当作一种神秘的知识。由此而来的结果是生活世界虽然出现在叙事中，但从根本上被悬置了，他真正关注的是有关这个世界的想象和认识。因此，他习惯于漫步其中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只是在代数意义上与他作品中的城市有了对应性，而他曾产生的自杀的念头，“和性行为一样是超出他实践范围的事，自杀的吸引力，正如我们看到的，纯属哲学范畴”。
与之相关的是，书籍而非虚构，成为了他写作的本质。这本传记的标题“书镜中人”的另一种译法为“以书为鉴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准确地概括了这种本质。“书”，在他的世界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一套《不列颠百科全书》塑造了他的阅读口味，以书评方式展开的小说叙事代表了他最具实验性的探索，“书”也一次次构成了他作品的核心线索。更为重要的是，记录人类有关世界的猜想和知识的书在某种意义上恰恰象征了博尔赫斯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他不是占有了世界的“肉身”，而是以一本书的形式占有了世界，换而言之，世界在他面前成为了一本有着无穷无尽页码的大书。正如作者在此本传记中言及的那样，“以文学而不是世界作为主题”表明了博尔赫斯的精神立场。难怪约翰·巴思在《枯竭的文学》一文中以博尔赫斯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学经验的代表，他认为当文学在本世纪穷尽了它的所有可能性之后，还有唯一的可能性可待开掘，即像博尔赫斯所做的那样，反过来以往昔的文学作为重新叙述的对象，以有关世界的经验为经验对象，在一条“死胡同”里反败为胜，绝处逢生。
选择在“书镜”中生活并不是像某些人假想的那样，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逃避或对生活缺陷的幻想性补偿，这种态度其实暗含了一种特殊的勇气，因为它需要那种能将世界本身当作虚构的智慧（而非在世界之外虚构另一重现实）和不断解释这种虚构的耐心。因而，在作品中博尔赫斯从不谈论自我，甚至有意抹去传记性自我的任何成分，与此同时他又在作品中不断追寻、构造着另一个自我，与那个备受母亲照料的“小乔治”不同的另一个“博尔赫斯”，作为叙事者的“博尔赫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作品不仅改变了读者对小说的理解，也同时改变了我们对作家生活与他的写作之间关系的理解。
（《博尔赫斯——书镜中人》，詹姆斯·伍德尔著，王纯译，王永年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18．00元）
